時事讀書會丨《馬列著作在中國出版史》中的幾個小故事
圖片自上至下分別為《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的早期譯本以及刊登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新青年》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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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尤其是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日子里，人們會不斷思索與追問一個大問題：
在那決定中國命運的危難時刻，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爆發出驚天動地的精神偉力？
作為研究者，我在努力尋找這個問題答案的過程中，寫成《馬列著作在中國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書稿，講述那些感人的“播火者”故事。
建黨時期，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早期共產主義者，歷盡艱難險阻，把心血傾注于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事業。
五四運動，風起云涌。胡適與李大釗之間，開始了一場“問題與主義”之爭。先是，胡適發表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起李大釗深思。李大釗回到故鄉，潛居在五峰山深處——這里是接近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地方，不僅寫出了回應胡適的短文《再論問題與主義》，而且完成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下篇，發表在由他主編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號上。兩篇雄文，在危機四伏的彼時中國，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觀”這一概念，樹起了一面大旗。
1920年初，為防止再次被迫害入獄，為保住馬列主義傳播的火種，陳獨秀秘密化裝出京。他頭戴氈帽，身著一件從廚師那里借來的背心，油跡滿身。李大釗與之同行，扮作一名北方商人，隨身帶著算盤與賬簿。二人坐在騾車上，東出朝陽門，向天津方向一路駛去，仿佛是在收賬談生意，實際上談的是馬列著作研究與建黨事宜，也就是今日所說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上海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3月，在李大釗指導下，鄧中夏等19人秘密創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成立了北京共產黨小組。這些組織，成為研究馬列著作的思想陣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李大釗壯烈犧牲。那個時刻，白色恐怖蔓延，但江西井岡山閃爍的星星之火，照亮了郭大力的革命信念，促使曾在上海教書、攢下一點積蓄的他，來到杭州大佛寺，租下一間小屋，著手翻譯馬克思巨著《資本論》。同樣苦悶的青年王亞南，本來著手寫長篇小說，與郭大力在大佛寺萍水相逢，決計一起來實現翻譯《資本論》的“大佛寺計劃”。
翻譯幾經挫折。本來，郭大力已在1928年完成《資本論》第一卷中文譯稿，但1932年發生一·二八事變，譯稿焚毀于日軍侵華的戰火之中。郭大力沒有心灰意冷，于1934年開啟《資本論》重譯工作。在上海，翻譯工作進入尾聲之時，淞滬會戰打響，戰火已經燒到郭大力住地附近。他們臨危不懼，堅持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重譯工作。上海淪陷后，郭大力、王亞南又分別避居到內地，分工合作，完成《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翻譯工作。1938年8、9月間，他們在戰時極端條件下，力推《資本論》中譯三卷本出版。這部內容深厚的馬克思著作，終于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還有跨越數十年時光，從革命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后，一生5次翻譯《共產黨宣言》的成仿吾。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留學歐洲的成仿吾開始翻譯《共產黨宣言》；1938年，抗日戰爭的危急時刻，第二次翻譯《共產黨宣言》；1945年，黨的七大期間，第三次翻譯，迎接勝利曙光；1953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第四次翻譯。由于參考資料有限等，前4次翻譯未能做到盡善盡美，上世紀70年代，根據毛澤東同志批示，成仿吾與編譯小組共同努力，認真比對多個德文版本并參考各種譯本，逐字逐句研究，譯出結構完整、用語規范流暢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在中央黨校印出試用時，年近九旬的朱德同志主動看望成仿吾，一見面就激動地說“很好，很好懂，主要問題都抓住了”……
5次翻譯，成仿吾從出國留學探尋救亡之道，到回國參與左聯活動、參加長征、擔任陜北公學校長，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繼續投身教育事業，他的革命人生見證了馬列著作在中國出版的點滴足跡，也昭示著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將會繼續深入，不斷實現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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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自五四運動以來，馬列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出版，為“兩個結合”提供了鋪路石子與奠基工程，一批仁人志士為此奮斗終身，甚至獻出寶貴生命。他們是偉大建黨精神的踐行者，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燃燈者”。他們的譯作和精神，值得我們不斷學習、領悟、傳揚。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 東）